作家秦牧在一篇文章里说：“母亲是最值得怀念的人。一个人能够长大，一般来说，主要靠母亲。母亲含辛茹苦，在养育孩子上的功劳，是一般父亲难以比拟的。”他这番话，我深有同感。
四十年前的今天，一九七一年农历五月初一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个悲痛欲绝的日子：我的母亲在山上放牛割草时不慎跌崖而去，再也没有回来……四十年过去了，虽然母亲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，但是母亲的叮咛和嘱咐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，母亲勤劳淳朴的品格、善良慈祥的面容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写点纪念母亲的文字，但因为政务繁忙，加之人的感情有时很奇特，对于太亲切的人，提起笔来，思如潮涌，却反而有一种“欲说还休”的感情，终究未能成文。时光如梭，转眼间母亲离世四十年了，念及此，思绪万千，终于下决心要写一写我的母亲，以此表达我深深的怀念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出生在四川巴州区曾口镇雁桥山村一个农民家庭。幼小时，正赶上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”的“大跃进”时代，人们为了追求生产发展上的高速度，“超英赶美”，连晚上也要劳动，浓重的夜色里，在地边的树上挂一盏马灯，一群人就在一圈微弱的灯光里摸着干活。在我最早的记忆中，母亲常常很晚的时候带着一身汗水回家，疲倦地坐在门口抖身上的泥土。接着是“人民公社化运动”，生产队大办食堂，家家户户不准冒烟，粮食都交到食堂去，猪牛羊也要牵到食堂去。记得我家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猪，也让人牵走了。我那时很小，母亲拉着我到队里的食堂吃大锅饭——那锅真是大，是一口深一两米的瓮子锅，整个生产队一百多号人聚在一个大院里共同用餐。那景象，至今记忆犹新。起初吃的是大米干饭，几个月后没粮了，就把干苕叶子和红苕剁成小颗粒混在一起，煮一大锅，炊事员用一两米长的铁勺在里面搅来搅去，打饭时，人熟的他给搅点干的，不熟的就舀稀的。之后是三年自然灾害，日子更不好过，山上连野菜也挖不到了。我常常觉得饿，饿得直哭。有一次，大约是秋季吧，母亲见我饿得实在不行，趁着队里收稻谷，她偷偷带回几捧谷子，打算晚上磨成粉给我熬点米糊，谁知队里的干部知道了，跑来把锅给掀了，灶也掀了，还把磨子也掀了。那几年是国家最艰难的时候，人民生活很苦，农村人更苦，很多人饿死了。为了我不至于被饿死，母亲对自己很苛刻，每顿饭都把干的(比如红苕之类的食物)留给我，她喝清汤寡水。她经常吃一种叫“神仙面”的东西，还有采回来的野菜。后来，她因此患了水肿病，差点死去。
就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，我度过了不堪回首的童年时光。
一九六三年，生活略有好转，我也到了该上学读书的年龄，但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，一下要离开她独自去学校念书，我不习惯，不去。母亲有一个很朴素的观念，必须送儿子读书。为了哄我上学，每天早上，她要炒一把盐黄豆揣在我的衣兜里，然后送我去学校。那时生活还是很困难，能有一把盐黄豆吃，心里是很高兴的。家里穷，我背的书包是藤子编的;是母亲编的还是父亲编的，我现在记不得了。就这样，我入学开始接受教育。学校叫吉公小学，离家很远，要在山梁上和田间小道绕半个多小时才能到。我那时已经八岁了，但母亲总担心我的安全，上学要送，放学要接，遇上下雨，就背着我走。学校有时也上早自习，那时天还没亮，人家的孩子是空着肚子上学，自习结束了回家吃饭，我不是这样，母亲必定要早早起床给我做些吃的，然后送我上学。
一九六六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红卫兵“造反”搞武斗，我还是个小孩子，不懂事，跟在他们屁股后边跑，母亲怕我受伤，或者出现别的什么意外，总在我身边跟前跟后。还嘱托年长的同学照看我。儿女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一个牵挂——对这句话，我年幼时不能理解，后来年长，回想母亲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，体会十分深刻。有一句诗说得好：母亲的牵挂，像是一缕柔和的烛光，就算全世界的黑暗，也熄灭不了这一丝光芒。
那时候，因为生活条件差，营养不良，我经常感冒发烧，而乡间缺医少药，就是有医有药，家里也拿不出钱来。母亲深为忧虑，却无可奈何，就自己用土办法为我治疗：燃一堆柴草给我烤背，再找块生姜切成两半，烤热后在我背上反复揉搓，搓得火辣辣的发热了，就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焐汗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感冒差不多就好了。如果感冒症状轻微，就熬碗姜开水让我喝，也能起作用。母亲还会一种治疗积食的土办法，有时候，我因为消化不良而积食滞气，她就把平时获得的鸡内金找一个出来(那时养鸡少，这东西金贵)，用火烤干，然后打成粉末，兑开水让我服下，不久就腹清气散。后来，想起这些事，我经常感慨：在那个生活困窘的年代，母亲用这样的办法，不花分文，一次次为我治好头痛脑热的毛病，这其间，有她无师自通的聪慧，更有对儿子的深情厚爱。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乡间文化生活十分贫乏，就是几个“样板戏”，但在农村还看不上，只在广播里听人唱过。偶尔有放映队下乡，放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刘三姐》，大型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，还有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》等，我那时十多岁，放学回家，听说晚上曾口、芦山等附近村镇要放电影，简直就像过年一样高兴，哪怕饿着肚子，跑十几里山路，也要去看。天黑路远，母亲不大放心，不让去，我偷偷跟同院的孩子跑了。电影结束，已是深夜十一二点，摸黑跟一群人匆匆忙忙往家赶。走到半路遇上母亲了，她打着谷草做成的火把(有时用竹片做成，有时点的是穿成串的桐米籽)来接我。回到家，她有些生气，骂我不听话，有时还拿树条打我几下。原来她担心了一晚上，怕我走夜路出事。她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，我来回都要经过水流滔滔的巴河，曾经，有人不慎掉进去淹死了……去的时候，天还没黑，按农村的习惯，晚饭是吃不上的，看完电影回来，肚子早在咕咕叫了，到厨房一看，锅里用热水煨着一大碗饭，有时是一碗香喷喷的面条，面条里有一颗鸡蛋，还腾腾地冒着热气。那时，能吃上一颗蛋很不容易，因为家里只养了一两只鸡，产蛋少，另外，鸡蛋是紧缺东西，要先交国家，还规定了任务，每家要交多少斤，交足了，有剩下的才能自己吃。——此时，家里其他人都睡了，只有母亲还坐在油灯下，一边做针线活，一边陪我吃晚餐。如今，乡村电影那浓烈热闹的气氛很难体味到了，成为记忆中一道遥远的风景，但母亲深夜做给我的晚餐，那一缕缕热气，始终在我心头升腾。
母亲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要我读好书。现在我还记得第一天上学时她对我说的话：“你要好好念书，长大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”为鼓励我，每次考得好成绩，她要奖励我，有时是一个作业本，有时是一支铅笔或者毛笔。那时一个本子虽然才三五分钱，但在我们家，要找三五分钱也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，这些虽是小东西，却给我很大的鼓舞，心里想着要用优异的成绩去报答母亲。从小学开始，我的成绩一直是优秀，先当少先队中队长，后来当大队长。中学时代，也一直是班干部。可以说，我成年后不断进取、努力超越自我这一人生价值取向的形成，母亲的教育和鼓励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。
母亲在勤劳、坚韧、坚强、自立方面的言传身教，对我影响最大。从她身上，我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自立，在困窘中努力向上。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我从小就学会了洗衣做饭、放牛割草，地里的农活都会干。八九岁时，我就上山割梭草、扯柴胡、捡半夏，回家晒干，然后拿到街上卖钱，以贴补家用。十一二岁时，我把屋边不远处一块荒地开垦出来，在里面栽上四季葱，种苗是母亲给找的，我自己栽，自己管理。过些日子，葱苗长大了，我采一篮提到街上卖，一次可卖四五角钱，自己买几个作业本、一支铅笔，遇上嘴馋时，买一颗糖或一个饼子，花费不到一角，余下的钱都交给母亲。这样的“勤工俭学”持续了好多年。一九七三年恢复考试制度后，我考入巴中中学读书，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而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家庭经济比以前更为拮据，为解决自己的生计，每到星期天，我就约上几个家境不好的同学去南龛坡农场或江北农场割麦子、拉粪挣钱。割麦是四块钱一亩，四五个人一天能收割一亩，傍晚还要捆好背回，劳累一天，可挣八九角。拉一天粪能挣八角。这些工作的劳动强度很大，而一天的生活开支却很小：中午在农场吃三两饭，加上一点咸菜，花一角二，还剩六角八分。这点钱，不敢乱花，晚上回来，如果饿慌了就去国营餐厅打一回“牙祭”，最奢侈时是花两毛钱吃一份荤菜，肉不多，薄薄的三四片……现在想起这些事，既辛酸又欣慰。之所以感到欣慰，是因为母亲勤劳俭朴、坚强自立的人生信条助我度过了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，我没有被压垮。
母亲是个十分善良淳朴的人，有一颗同情心，虽然自己并不富裕，却能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人，跟邻居相处和谐融洽。我后来参加工作，从农村到乡镇到城市，做得最多的是农村工作，无论职务怎样变化，几十年来我始终植根于农村这片土地，住农家、听民声、察民情、解民忧、护民权、甘苦与共、休戚相关，对农民怀有特殊的感情。凡是熟悉我的人，都说我有颗善良的心。每每这时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这得益于母亲的教育和熏陶。”同事们则评价说，我有一种为民情怀。我认同这样的说法，一则，我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，了解他们的疾苦，二则，母亲善良淳朴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，是她培育了我这种情怀。
也许是因为年龄渐长的缘故，这些年来，我越发思念我的母亲。我时常叹惜：母亲在世时，我还年少，无力报答她的养育之恩，待我长大成人，她却去世了。老天无情，为什么连侍奉慈亲的机会也不给我呢?每思至此，黯然神伤。
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，现在，我能做的，是在公务之余，常于节假日或周末回老家的墓地看看她老人家，在她坟前坐一坐，理一理她坟上的草，垒一垒她坟上的土。回到母亲身边，对我是一种慰藉。
我的生命是母亲给的。我能长大成人，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。我勤奋、坚毅、自立的品格，是母亲铸就的。我在工作中能做出一点成绩，是母亲教导的。我的性格和习惯，是母亲传给我的……母亲是伟大的。母亲是我一生一世永不忘记的人。
